新书有新书的新鲜，旧书有旧书的趣味。渴求知识的读者，固然让大大小小的书店里人潮澎湃，而街头巷尾的旧书摊上也是暗流涌动。透过书店的新书架，旧书市场上的另一番景象，你看到了吗？
如果你有一万块钱，想赚三百元，可以存银行；想赚一千元，可以买股票，不过得冒风险；想赚五千或者一两万，那就连人带钱投进旧书市场。卖旧书没有不赚钱的。这是卖书人的一句心里话。
要说北京的旧书市场，大的有潘家园、报国寺、琉璃厂，小的像隆福寺、玉泉路。很少有人去调查，北京市的旧书销售量、营业额、利润，以及它到底能养活多少人。这并非说旧书市场毫无经济意义可言，恰恰相反，它是一块诱人的“蛋糕”。
细细想来，旧书行业自有其生财之道。
我们不妨从旧书可观的销量说起。潘家园旧书市场，地处朝阳区。偌大的一块泥土地，分布着三四十个地摊，各有1—3千册旧书等待交易，其中不乏有一些年代久远的珍本，常有人说起一位教授花一千元购得明嘉庆年间的《水经注》版本。可见这里有“金子”可淘，从那熙熙攘攘、来往不绝的人流中你可以感觉到，这里不仅是一个尘土飞扬的废旧书世界，也是一个能赚钱的地方。我随意问了一个小伙子，“你一天能挣多少钱，二百元有吗？”小伙子一笑，那神情，似乎该在四五百元之间，因为他每天能卖二三百本书。如果平均一算，三十个地摊，一周开放两天，潘家园市场一年的旧书销量不会低于六十万册。
报国寺文化市场，旧书门市不到三十家，人流量也不及潘家园。笔者认识了一位叫李三鸣的店主，他是文学爱好者、鲁迅文学院学员，又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沙龙会员，深圳打过工，商务印书馆编过辞典，现在卖书。平常每天能卖五六十本，周末假日都在一百本以上，一年下来也有一万五千册。可见，整个报国寺的旧书销量也是巨大的。
琉璃厂的旧书市场以中国书店为主。介入旧书市场，中国书店可以说是北京市面上唯一的一家大牌书店，目前，主要集中在古籍这一块，其规模是全国最大的。由于古籍价格一般较高，读者群相对较小，因此，销售并不火爆。但每年三、四月份周六周日的古旧书展，能销到一万余册。
最让我不经意又有些诧异的，是玉泉路的一家旧书店，从书架到地摊有2—3万册之多。一元一本、两元一本分成两大块。老板姓王，三十来岁，敦厚精干。卖书、租书、换书样样来得。平常每天能卖出五百本，周末则在一千册以上，一年也有十万余册。这个数量几近于西单图书大厦2—3天的销量。他干了五年，信息灵通，有四五十个书贩为他提供货源，一万元的流动资金，他硬做到了十万元的营业额。不过，他每年的房租加上积压书的折旧费用算算也有三万元。他注重薄利多销，“卖一本书，赚一斤猪肉的钱”，他不干。老王的书价的确不高，砍价的人不多，有也只是一元来去。他是北京人，借助地利、人和，他的书摊生意做得很火。他的店名叫“小王书店”，牌子至今未挂。
北京市的旧书销售，如果说算上街头巷尾大大小小的流动旧书摊，数量也是惊人的。旧书巨大的销量与其低廉的价格是分不开的。旧书的来源有三大块：一是废品收购站，二是图书馆及机关单位的淘汰书，三是书贩们的上门收购，到旧书市场时价格从每公斤0．8元涨至2—3元，算到每一本书的成本也只有0．2—0．3元不等，然而卖价已变成1—2元一本。其利润已经不是一般的高了。即便如此，老百姓还是挺喜欢买旧书的。原因也简单：便宜。
旧书买卖又脏又累人，因此，多为私人经营。其中又以外地来京打工者居多。他们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，初中生多，高中生极少。不过，用卖书人自己的话说，“卖书三年，等于读一个大学”。他们对这一行还是有见地的：知道往哪一本书加价，读者仍能接受。他们的经营方式极为简单：低价进书，摆摊上架，加价卖出。书只要数量繁多，品种齐全，价格低廉，就一定能抓住读者，这是他们的生意经。至于卫生方面的处理、封面的重新包装、图书的分类显得毫不适用也不经济，所以，就整个旧书市场而言，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极脏极乱近似于垃圾场的不好印象。这印象也使得大牌书店，不愿分割旧书市场这块“蛋糕”。当然，旧书进货渠道没有新书顺畅，也是原因之一。
笔者曾留意日本的旧书行业。旧书在日本同样受到读者欢迎。不过书店老板在经营上也是煞费苦心：收购把关较严，书上笔迹很少。上架前，旧书边要经过重新切割，封面也是书店特制的，所以看上去与新书没有什么区别，只是版本小了一点。价格还是低廉的。对于旧书，店主通常按内容分类，以便读者翻阅。书店的环境也十分怡人，丝毫没有脏、乱的感觉。
笔者也曾就这个问题拜访过北京市文化局、朝阳区文化局有关管理人员，得到的答案令人失望：政府部门的管理主要限于旧书的销售以及黄色书刊、盗版书籍的查禁。由此可见，私营业主控制旧书市场、“跑马占地”式的粗放经营局面，短时间内，不会有多大改观。这确实让人感到遗憾。
不过，笔者有理由相信：随着旧书市场的发展日渐成熟，实力雄厚的大牌书店对这一领域的介入也是在所难免的。旧书市场这块“蛋糕”，想来是会越做越大、越做越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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